淳厚基金持续近四年的内部股权争斗，随着上海国资的入主，终告落幕。
1月6日，证监会核准上海长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宁国投”）成为淳厚基金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长宁国投出资5880万元，受让原股东柳志伟、李雄厚、董卫军、聂日明四人所持全部股权，一举拿下淳厚基金58.8%的股份。
变更后，邢媛和李文忠仍然分别持股31.2%、10%。
这意味着，这家成立于2018年的“个人系公募”正式易主国资。此案是中国公募基金史上，首例因风险处置而由个人系转为国资控股的案例，意义不言而喻。
控制权交割迅疾如风，紧随其后的是淳厚基金原管理层的“大换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1月9日，淳厚基金新股东召集会议彻底改组管理层。长宁国投原副总经理陈红出任董事长，国寿安保基金原总经理左季庆担任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国寿安保基金原督察长申梦玉为副总经理。
同时，原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邢媛、常务副总经理武祎、首席信息官刘远新等人，以工作安排为由离任。此前已被监管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贾红波，被免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董事会成员中，贾红波、董卫军、聂日明被更换，新任董事会成员为陈红、左季庆、刘清源及邢媛。
值得注意的是，身处此前股权纠纷漩涡的邢媛和柳志伟，均出现在新的高管团队中。邢媛虽然离任总经理，但保留了董事会席位；原来的第二大股东柳志伟依然担任监事会主席。
淳厚基金本次股权转让事发突然。知情人士称，1月5日股东会通知匆忙，李文忠和邢媛未能到场，而当天下午邮件便告知表决完成并已上报监管。次日，长宁国投完成流程，获得监管批复。
1月9日临时股东会上，长宁国投以控股股东的身份批准了公司原董事董卫军、聂日明的辞任报告。
一场由隐秘股权交易、失控治理与激烈控制权争夺引发的漫长危机，似乎以“国资闪电入场、原班人马出局”的方式骤然落幕。
特例：国资闪电入场，“个人系公募”风险处置首例
长宁国投是2009年6月经上海长宁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由长宁区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淳厚基金在1月9日致投资人信中称，其致力于打造以投资管理为主，融国有资本管理、投融资事务和产业升级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
此次入股，标志着淳厚基金从自然人股东结构正式迎来国资控股方。业内人士认为，国资入主通常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与合规水平，并在业务拓展、区域合作等方面带来协同效应。
但这打破了行业“个人系公募股权只能转让个人”的潜规则。根据2022年审议通过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个人系公募”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的，原则上不得变更为非自然人，但“因风险处置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情形除外”。淳厚基金的乱局正属于“风险处置”特例，此次股权变更也就成为公募史上首例。
淳厚基金在信中表示，目前公司日常运营、基金投资决策及所有服务均正常、独立、持续开展，以新任董事长陈红和总经理左季庆为核心的新管理层，将聚焦提升投研核心能力、优化客户服务体验、推进数字化转型等。
这次收场看似迅雷不及掩耳，背后却是一场自2022年起便不断发酵、在2024年彻底公开化的股权拉锯战，牵扯出违规代持、秘密交易、身份谜团、监管重罚等等，几乎集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所有“反面教材”。
暗战：隐秘的“集权”与失控的开端
淳厚基金内部动荡的源头，在于名义二股东柳志伟逐步集中股权取得实际控制权后，股权受让方与以邢媛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围绕控制权激烈博弈，矛盾不断升级。
时间倒回2018年，“个人系公募”设立浪潮方兴未艾。彼时，李雄厚拉来曾在华泰柏瑞共事、专业能力突出的邢媛，共同发起设立淳厚基金，并于2019年2月开业。
李雄厚有多年公募从业经验，曾担任鹏华基金市场部高级经理、招商基金营销管理部总监、友邦华泰基金（现在的华泰柏瑞基金）副总经理、景顺投资管理（香港）联席总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副总经理、总经理。而邢媛曾任职华泰柏瑞基金渠道部大区经理、华东区副总监、渠道总部副总监、营销总部副总监，财通基金渠道理财部总监、渠道理财部总监兼机构理财部总监，上海同安投资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
淳厚基金成立之初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其中，邢媛作为总经理及经营核心，持股31.2%，为单一最大股东；柳志伟持股26%为第二大股东，李雄厚则持股21%为第三大股东。这种多位自然人持股模式是“个人系公募”的典型特征，旨在确保经营层的自主权。
但在展业三个月后，淳厚基金公告，李雄厚取代邢媛履新公司董事长，邢媛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转任公司总经理。
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一场彻底改变淳厚基金命运的秘密交易在桌下完成。
彼时，李雄厚心生退意，其原来在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的下属董卫军也有意离开。当年3月，柳志伟抓住机会私下与三股东李雄厚、四股东董卫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收购，具体金额未披露。
这笔交易绕开了董事会审议及工商变更、监管报批程序。由此，柳志伟的持股比例从26%飙升至57%，一举超越邢媛成为实际控制人。
柳志伟，也因此成为真正的“风暴眼”。
柳志伟也是资本市场的老人，曾在多家券商、信托担任要职，也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发起人。他曾任长城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国信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长安国际信托副董事长，长安基金董事，博石资产管理董事长等职。但他长期居于香港，业务重心并不在内地。
2022年4月，柳志伟又计划收购邢媛持有的10%股份，并支付了2600万元首期资金，计划剩余1400万元按协议再行支付。
控制权的更迭随即引发人事地震。也是在2022年4月，入职不足三年的创始人李雄厚辞任董事长，推荐贾红波接任，董卫军亦离任副总。柳志伟迅速着手改组董事会，邀请曾任职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的贾红波于2022年4月接替李雄厚出任董事长。
同期意图进入的还有拟任副总经理的李银桂，其为债券私募暖流资产创始合伙人，曾担任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裁，管理规模曾超200亿元。虽然也是私募圈的明星投资人，暖流资产也以运作垃圾债结构化产品而闻名，但李银桂的高管资格始终未获监管核准。
作为应对，2022年5月，邢媛邀请曾在证监会任职的武祎进入淳厚基金担任常务副总经理。
2023年10月，李雄厚因劳动合同纠纷，将自己亲手创立的淳厚基金告上法庭。虽然仅诉讼立案十二天后就撤诉，但可见其离开淳厚基金时并不愉快。
一个月后，邢媛将柳志伟与多人违规签订股权转让的情况举报至监管部门，市场也因此很快注意到这家公司的异常。
2024年初披露基金2023年四季报之际，该公司股东内斗升级导致董事会未能有效召开，甚至造成定期报告中出现“董事会消失”的违规信披局面。
爆雷：从董事会的“消失”到监管的八张罚单
隐秘交易最终败露。
2024年3月，上海证监局对柳志伟私下倒卖股权的行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责令其限期改正并转让全部股权，同时限制全部股东权利。相关处罚决定在2024年9月14日被集中披露，共8份罚单揭示了淳厚基金的内部治理乱象。
2024年8月31日，淳厚基金发布《关于淳厚基金涉及二股东柳志伟三重身份及有关情况的澄清公告》，提及公司发现柳志伟具有两套内地身份证及香港身份证三重身份，涉嫌利用多重身份进行司法套利、监管套利等行为，并已做风险隔离。公告指出，基于上述情况和相关法律原因，董事会实际无法有效召开。
两天后，一篇署名为“柳志伟”的《关于要求淳厚基金停止发布虚假言论、规范公司治理的函》在市场上流传，内容表示，柳志伟持有的两张内地身份证是“特定时期原因所致”，反驳“三重身份”说法是“纯属造谣、涉嫌污蔑”，否认有任何司法套利和监管套利行为；并反指邢媛在监管叫停股权私下转让后，拒不归还柳志伟2600万元的首付款，且不配合参与贾红波召开的董事会。
2024年9月17日，邢媛发布自己署名的《关于公司股权转让、董事会无法有效召开、信息披露等有关情况的申明》进行反击，称柳志伟在2022年3月左右，利用“不对称”“时间差”等方式非法获取公司绝对控股权，之后还试图将股权转让给“和合资管系”林强及相关从事结构化发债的机构与人员等。
2024年9月14日披露的罚单显示，贾红波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三年内不得担任公募高管；邢媛被监管谈话；柳志伟被责令在规定期限内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合格的受让人；李雄厚和董卫军也因违反相关规定被责令改正。
但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淳厚基金后续多次发布股东整改进展公告。2024年12月16日，其在第三次重要临时公告中将矛头指向上海证监局，称四次提交强制执行申请未获回复，并透露已于2024年12月3日将上海证监局诉至人民法院。
次日，上海证监局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正对淳厚基金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提及“对拒绝、阻碍监管检查、调查，干扰监管执法的行为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查办，严肃处理”。
同日，上海证监局公布了对柳志伟、李雄厚、董卫军、邢媛、贾红波、李银桂的立案告知书，六人均因“涉嫌违反基金法律法规”于2024年9月9日被证监会立案。
代价：内耗下的淳厚基金经营实况
持续的内耗无疑对淳厚基金的经营造成了直接冲击。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9日，公司管理规模约199.12亿元，较2024年二季度353亿元左右的高峰缩水近半；在全市场公募持牌机构中的排名，也从第95位滑落至第115位，产品数量从26只缩减至20只。
目前淳厚基金产品结构“债强股弱”且高度集中。199.12亿元的规模中，债券型基金达162.4亿元，占比超81%；混合型基金35.97亿元，占比约18%；而股票型基金仅为0.76亿元，占比微乎其微。规模最大的两只产品均为纯债基金（规模各约80亿元）。
而公司的权益代表作——淳厚信睿核心精选，尽管中长期业绩表现突出（自2020年2月成立至2026年1月9日，A类份额收益率年化回报超24%），但规模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时仅有23亿元，难以扭转公司整体的产品矩阵失衡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经历治理混乱时期，但淳厚基金的投研团队却表现出一定韧性。截至今年1月9日，该公司旗下所有基金（只统计初始基金）全部实现正收益，部分主动权益和固收产品业绩还排在市场前列。
例如，在银河基金发布的基金管理人股票投资能力长期榜单中，过去五年（2021.1.1~2025.12.31），淳厚基金以79%的主动股票投资管理收益率和12%的年化主动股票投资管理收益率位列榜首（1/1106）。在国泰海通证券发布的基金公司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中，近三年以来（2022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淳厚基金以11.48%的收益率位列固定收益类基金公司业绩前50强的第13位（13/146）。
这说明，业务团队在某种程度上与股东纷争有所“隔离”。
然而，核心人员的稳定性仍受冲击。管理规模一度超281亿元的公司原固定收益投资总监祁洁萍，从2025年初就坚持要离职，其间因劳动合同纠纷多次起诉公司。最近祁洁萍再次将老东家告上法庭，该诉讼将于今年4月10日开庭。
其离职过程颇为曲折。因公司陷入僵局，祁洁萍早有去意。其合同原定2025年1月到期，2024年12月续签谈判因条款细节问题未果。2025年2月她正式提出离职，但公司以“股东股权纠纷未解决”为由，要求其暂缓离职（等待数月），以维持核心团队的稳定。随后她坚持离职。
2025年5月，淳厚基金公告祁洁萍因个人原因暂不能有效履职，其管理的四只债基由其他人接任。2025年6月14日，祁洁萍正式离任这四只基金。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其所管规模约82亿元，离任对公司固收板块构成一定影响。
目前，公司规模支柱为江文军管理的两只超长期债基，截至2025年9月末规模合计超160亿元。
治理危机、规模缩水、人才流失……淳厚基金在股权争斗的数年里元气大伤。长宁国投入主的首要任务是止血，恢复公司正常的治理秩序和稳定经营。
反思：“个人系公募”十年艰难跋涉
淳厚基金的案例，不仅是中小基金公司的生存挣扎，更是观察“个人系公募”发展十年后，其内在治理脆弱性与监管应对思路的一个极端却深刻的样本。
2015年左右，监管放开自然人发起设立公募，旨在引入多元主体激发行业活力。根据前面的统计，截至今年1月9日，全市场23家“个人系公募”中，15家都是成立于2015~2019年这段黄金窗口期。
其设立初衷充满吸引力，即决策链条短、沟通成本低、组织架构扁平，能让投研更专注于投资本身，并实施更灵活的激励制度，被视为中小机构实现“弯道超车”的理想土壤。部分早期成立的“个人系公募”，如睿远基金、汇安基金等，凭借明星基金经理效应和鲜明的投资风格等，在近些年实现了规模与口碑的快速跃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统计，“个人系公募”管理规模前五的基金公司，分别为睿远基金、惠升基金、泓德基金、汇安基金、蜂巢基金，旗下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分别为737亿元、567亿元、457亿元、455亿元、430亿元。
然而发展十年以后，绝大部分“个人系公募”仍难摆脱“作坊式”经营困境，面临规模生死线与治理隐忧。
公募行业高度依赖规模与品牌效应，运营成本（包括系统、人力、合规、渠道等）高昂，行业曾有“100亿元管理规模是盈亏平衡线”的共识。但从统计结果来看，许多“个人系公募”依然在生死线上挣扎，目前仍有2/3的“个人系公募”规模都在100亿元以下，汇百川基金甚至仅有0.77亿元。
一方面，许多中小公司深陷发展负循环：规模小导致盈利难，难以吸引人才，业绩平淡又进一步制约规模；另一方面，持续的经营压力动摇了部分创始股东的长期经营决心。稀缺的公募牌照成为待价而沽的“壳”，部分股东试图通过复杂交易实现“牌照溢价”，甚至引入意图违规运作的资本，这无疑与监管鼓励设立“个人系公募”的初衷背道而驰。
淳厚基金的剧变并非孤立事件，它是“个人系公募”十年历程中的一个极端案例，集中暴露了这类机构与生俱来的优势与难以克服的短板。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找准自身定位，打造难以复制的核心能力，摆脱对单一股东或明星基金经理的过度依赖，是每家“个人系公募”必须回答的命题。
淳厚基金的故事告一段落，但关于“个人系公募”命运与出路的思考，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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